113起事故99人次傷亡 保障高校實驗室安全的關鍵在哪？
編者按
教育部實驗室安全檢查組成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資產與實驗室管理處處長田志剛曾做過一個不完全統計：2001—2020年間，媒體公開報道的全國高校實驗室安全事故有113起，共造成99人次傷亡。
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一位“天之驕子”。而實驗在科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又毋庸置疑，更無可替代。為何高校化學實驗室會成為事故“重災區”？爆炸過后，實驗研究還得繼續，可實驗室安全管理這道題究竟該如何“解”？
這一年來，郭宏振在微博上除了發布自己案情的進展、偶爾發一張過去陽光自信的照片，關注最多的是實驗室事故。
2016年9月21日，當時還是東華大學二年級研究生的郭宏振正在幫兩位師弟演示氧化石墨烯（GO）制備實驗。當添加了大約30克高錳酸鉀時，“砰”的一聲悶響，碳粉、火光猛烈地直擊他們三人。
爆炸了。回憶當時的情景，郭宏振告訴《中國科學報》，自己瞬間失明，通風處側邊被炸出一個窟窿，全身數處被玻璃劃傷，腕部有5厘米左右的傷口。眼科醫生看后說：“這眼睛像白煮蛋一樣，熟了。”
郭宏振的遭遇只是諸多高校實驗室事故受害者所親歷的“冰山一角”。
20年共發生113起事故
2019年8月，由于學校未按照承諾繼續支付醫療費用等，郭宏振將東華大學訴至法院。今年10月份，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給出了終審判決，東華大學被判賠付郭宏振162萬余元。
后來，司法鑒定結果是右眼盲目5級（失明），左眼重度視力損害（視力 0.01），面部構成八級傷殘（器官部分缺損，形態異常，輕度功能障礙）。
“5年來，我做了十幾次手術，現在只想讓眼睛好一點，治好是不可能的。臉就這樣吧，我不管了。”郭宏振告訴《中國科學報》，在他的眼里有一點亮光，但他看到的手機屏幕是漆黑的。
從24歲至今，他在墨鏡和口罩下生活了5年。郭宏振現在深圳一家公司做運營，“我現在只想好好工作，希望以后能提高點兒工資”。
郭宏振說，如今，若非是特別親密的親友主動問起，他不會和任何人談起他的經歷。網上關于他的報道，他也沒有勇氣去看，“那些經歷太痛苦了”。
郭宏振決定訴說自己的經歷，就是希望通過這個不幸的遭遇，讓更多做實驗的人提高意識，讓相關部門更加重視高校實驗室安全管理，完善相關規范和制度監督，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教育部實驗室安全檢查組成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資產與實驗室管理處處長田志剛曾做過一個不完全統計：2001—2020年間，媒體公開報道的全國高校實驗室安全事故有113起，共造成99人次傷亡。
但可能還有類似的悲劇尚未進入公眾視野，它們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管理不到位、安全意識不強的實驗室。
田志剛對過去20年里高校實驗室安全事故作了分析：火災、爆炸事故占80%，中毒、觸電、機械傷害等事故占20%；化學品試劑使用、儲存、廢物處理方面的事故比例接近50%；試劑存儲不規范、違規操作、廢物處置不當等直接原因比例占62%。
▲田志剛（中）指導危化品演練。
“當前高校實驗室安全管理中，化學品是最重大的安全隱患之一。”今年5月，田志剛作為教育部檢查組成員赴上海、武漢開展了教育部直屬高校實驗室安全現場檢查，發現排名前5位的安全隱患是化學品存放、實驗場所環境、氣體管理、高溫及制冷裝置、危險廢棄物處置。
實驗室事故依然在發生，一個個真實的案例遠比數據來得更觸目驚心。就在不到兩個月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將軍路校區一實驗室發生爆燃，共造成2人死亡、9人受傷。
為何高校化學實驗室會成為事故“重災區”？
要重視風險評估
法院出具的判決書中提到，一方面，郭宏振未對其進入實驗室進行實驗的安全盡最大注意義務，具有一定的過失。而另一方面，東華大學未能嚴格落實國家關于實驗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相關規定，對校內規章制度的執行亦不到位，未盡到安全管理職責，對事故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學生操作不當、實驗室安全管理不到位，這是近年來幾乎所有實驗室事故調查的“相同結果”。
有學者對高校100起典型實驗室事故分析發現，因違反操作規程和操作不當造成的人員傷亡接近80%。
在知乎上，不少人提到，事實上高校并非未準備手套等基本防護用具。每年新生入學也會發放校園安全手冊，老師們在入學教育時會強調安全的重要性。
然而，在教育部實驗室安全檢查組組長、清華大學實驗室管理處副處長艾德生看來，一次入學教育上的安全培訓、幾次講座、幾節課程遠遠不夠，必須要重視風險評估。
“每個人的實驗過程和使用材料可能都不一樣，實驗風險有差異。在進入實驗室之前，要跟導師或項目負責人討論風險可能性等，撰寫安全風險報告。”艾德生說。目前清華大學正在嘗試以填表的報告形式，加強學生對實驗室風險的知曉與控制意識。
其實，教育部在2019年已發布了《關于加強高校實驗室安全工作的意見》，在第七條提到，建立安全風險評估制度。
實驗室對所開展的教學科研活動要進行風險評估，在開展新增實驗項目前必須進行風險評估，明確安全隱患和應對措施。在新建、改建、擴建實驗室時，應當把安全風險評估作為建設立項的必要條件。
“嚴把入口關！”艾德生坦承，清華大學近年來不斷升級實驗室安全管理工作，尤其是安全教育。
清華大學根據實驗室危險源種類、數量、危險嚴重程度等因素將其分類分級，不同級別實驗室人員應接受針對性內容和相應強度的安全教育培訓。校方要求實驗室建立準入監督機制，采用控制門禁、不定期檢查及懲罰措施等方式進行管理，防止未取得實驗室準入許可或準入失效人員進入實驗室。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也推出了安全教育平臺，對新入職教師和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培訓和準入培訓考核，通過此平臺實時掌握學校各個二級學院師生安全教育課程考試通過情況，嚴格加強實驗準入管理。
“反過來說，管理到位了也不能避免所有慘劇，因為做實驗的人有可能不老實，就像上班摸魚，被逮住罰錢也還是會摸魚。”一位化學系研究生告訴《中國科學報》，學生意識同等重要，“并不是每次不規范操作都會導致極端后果，只有小概率因為懈怠釀成慘劇。對于安全教育，學進去多少、遵守多少也依賴于實驗者的主觀選擇，實驗者應該自我反省”。
形成“智能”安全檢查閉環
“只有制度落實到位，再討論原因才更有意義。其實許多高校的實驗室制度已經足夠完善，如果能真正執行到位，很多安全問題都可以避免。”一位南方某醫科類高校的科研人員對《中國科學報》說。
“事實上，我國體系化的高校實驗室安全管理是從2015年開始的。”艾德生告訴《中國科學報》，鑒于2015年“8·12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的重大影響，教育部每年都組織專家隊伍對全國高校實驗室安全進行大排查。
近年來，高校實驗室安全管理進步很大。教育部逐年更新并頒布了一系列安全檢查指標，現在執行的是教育部2021版12條50款153項指標。通過檢查，高校落實整改要求，提高了全國高校的實驗室安全管理水平。
在機構組織上，不少高校改變過去由科研、教學、保衛等部門兼管實驗室安全工作的做法，于2015年后逐漸將實驗室安全管理部門獨立出來。
艾德生直言，做安全管理的工作量也許并不比其他崗位多多少，但是精神壓力很大。從事安全工作5年來，他最擔心的是周末、晚上有工作電話打來，“一接電話肯定是有事”。
從實驗用房、基礎設施到化學品存放、實驗廢棄物處置等，哪一環管理不到位，都有可能成為事故“導火索”。
“做科學研究免不了用危險的東西。有危險源并不可怕，關鍵是把它管好、管到位，不要演變成隱患，甚至導致事故。”艾德生說。
化學實驗室存放著危化品，有著試劑種類多、危險性強、有燃爆毒蝕，以及使用人員多且流動性高、危險設備多等特點，管理難度大。
近年來，不少高校借助信息化平臺探索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危化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申購、入校、入庫、領用、巡查、盤點、回收處置7個環節。
哪一步操作不到位？誰使用了多少化學品？哪間實驗室藥品超量、氣瓶超期、危管品未及時回收？對于這些情況，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通過一個綜合信息平臺都可直觀呈現。
▲北京市治安總隊危管支隊—礦大“危化品電子追蹤規范”地標初審現場。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資產與實驗室管理處供圖
他們通過巡檢巡查的電子化解決了“查什么、怎么查、如何評價”的問題，通過實驗室巡檢平臺形成了檢查任務下達、檢查隱患上報、整改進度跟蹤、整改情況審核及復查這樣一個安全檢查的閉環，提高了檢查的針對性和工作效率。
田志剛表示，實驗室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系統”，系統信息涉及房間地理分布、實驗室分級分類、重要危險源、實驗人員以及實驗記錄、實驗資質、實驗規程等數據，而傳統人工記錄數據既費時費力，也不全面及時。
“有了信息化作支撐，管理者可以運用系統監測數據進行有效預警，對危化品從源頭上限量管理、實施流向追蹤、力求‘全程可控’，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大大降低事故發生概率。”田志剛說。
山東大學在2017年建設了危險化學品管理系統，專門針對老庫存的危化品管理。山東大學資產與實驗室管理部副部長劉健告訴《中國科學報》，過去老師們已購買了不少危險化學品，但都是手工賬，如何將其統一管理，讓人頭疼。
“我們將制作的二維碼粘貼到危化品瓶，將其掃碼入系統。使用時，可直接用手機掃碼做電子臺賬，增加了臺賬記錄的方便性和快捷性，實現了危化品的動態監管，提高了管理的精準度。同時，組織安全員到各實驗室巡查，檢查危化品入庫情況。很快，我們掃清了這個管理盲點。”劉健說。
艾德生表示，信息化可以做到預警。將來進入智能化階段，預警后在一些場景下設備可自動切斷危險源，而無需人工操作。“這會讓投入加大，但安全。不投入不行。”
人才“微”卻足道
前不久，某高校負責實驗室安全管理的科長請艾德生做講座，艾德生回復因為疫情可能不方便出京。這位科長告訴他，這可能是最后一次邀請了，因為他要離開所在崗位了。
“我聽了心情沉重，也很痛心。”艾德生說，這位科長是博士，干了多年，對實驗室安全管理非常專業和敬業。
“這其實是目前高校實驗室管理的一個普遍現狀：專業人才短缺、流動性大。”艾德生直言，實驗室管理得靠基層一線的管理人員，沒人比他們更懂隱患在哪兒、如何管理更安全。
這位科長離開的緣由是待遇不夠，發展空間不足。反觀企業，通常煤礦和化工企業管安全的副廠長比其他副廠長待遇要高，車間安全員待遇比同級的工作人員要高。
“要穩定一批一線人才隊伍，不僅要專業化，還要職業化。”艾德生說。
所謂職業化，是要把“安全”當作一個職業來做，像院系的授課老師一樣，給予他們待遇和晉升空間，享受跟授課教師一樣的“榮譽感”，未來也可以成為副教授、教授。
2019年底，清華大學增設15個安全專業崗位，安全專業崗下設化學與氣體安全、輻射與核材料、生物與環境、機電安全等4個專業組，直接對接責任院系。其人員不少為博士、具有副高職稱，且是全職工作。
“高校的確要在對安全的重視上向企業學習，把專業人才隊伍壯大，重視他們的發展是最重要的。”艾德生說。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的實驗室管理員楊玉立曾從事本科化學實驗教學十年，近兩年開始擔任庫房管理員。在她看來，這項工作是為實現高校實驗室“本質安全化”目標所做的有益實踐，意義重大。“學校持續提升和優化危險化學品管理的保障條件和技術水平，是對我們的重視。”
在艾德生看來，保障實驗室安全關鍵在于風險管理，但并不意味著責任全在管理部門。就像交通管理的交警，管理部門的職責在于明確各級安全責任并實施精細化管理，發揮監督指導作用，出臺制度和技術規范要有可操作性。
可喜的是，12月10日，教育部印發了《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開展加強高校實驗室安全專項行動的通知》，對下一步的高校實驗室安全工作作了具體指導。
現在，郭宏振除了工作，便是前往上海治療眼睛。在結束采訪時，他對《中國科學報》說：“我沒有把學校當成我的‘敵人’。在科研道路上，高危的實驗操作不可避免，但再好的防御措施也必須有相關的制度保障才能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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